伊夫•邦廷的作品对于中国大陆图画书的读者还有些陌生，但在世界各国，她的作品因涉猎广泛的社会议题和主张深刻的生命教育广受好评。此次，她的三部作品《小鲁的池塘》、《开往远方的列车》、《爷爷的墙》同时出现在小读者面前，他们会对伊夫•邦廷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。

“我喜欢把故事说给每个对它感兴趣的人听！”将自己比喻为游唱诗人的美国著名童书作家伊夫•邦廷，以这句话为自己对故事的热情下了非常贴切的注脚。

1928年出生于爱尔兰的邦廷，成长于一个喜欢讲故事的爱尔兰书香家庭。邦廷的母亲在当地的图书馆工作，所以邦廷常常说自己是在书堆中长大的小孩儿。加上她有个非常爱讲故事的父亲，因此，对邦廷来说，从小到大，阅读几乎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。

“小时候，我非常喜欢听父亲念书。”邦廷回忆起小时候的情景说。不管是神话故事、小说还是诗，邦廷的父亲都会念给她听，而且，“他在念的过程中常常会停下来问我：‘你听懂了吗？’一旦我回答：‘我懂。’他就会要我说一说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些什么。”

母亲提供了邦廷阅读的环境，父亲为她做了阅读的亲身示范，这些不仅为邦廷奠定了阅读的基础，更让她从此嗜书如命，不知不觉，在她的大脑里埋入了创作的种子，为她建立了故事架构的概念。

因此，邦廷从小就热衷写作，也对自己的文笔相当有信心，她的写作天赋在求学阶段备受鼓励。直到她上大学时，因为遭到一位教授英国文学的老师的否定，使她放弃了原本想要成为英文老师的理想，也浇灭了她的写作欲望。

1958年，她随着先生和三个小孩儿一起迁居美国加州，在新的国家安身立命，同时也为邦廷的写作人生带来转机。“我在社区大学的布告栏看见一张写作课程的招生简章，小时候写作的情景再度浮现在脑海。”顿时，邦廷的写作热情再度被点燃，她不仅开始参加写作课程，也因为作品被陆续刊登，甚至在后来出版成书，让她渐渐走出那段被老师否定的阴霾。

于是，邦廷于1968年正式开始写作生涯，尽管年届四十，但是心中那股被挑旺的写作火苗，似乎才开始蹿烧、蔓延，并成为燎原大火，二百多部作品在此后四十多年间逐一被淬炼出来。

“只要有铅笔和纸，我随时都能创作。”只要灵感一来，不管是在飞机上，还是坐在余音绕梁的歌剧院里，邦廷都会随手抓起身边可用的纸片，甚至是垃圾袋或歌剧节目单的空白处，奋笔疾书，因为她说，“灵感就像出现在脑海中的小泡泡，你永远不知道它何时出现，何时消失。”

不写作的时候，邦廷大脑中思忖的还是有关写作的事。她先生打趣地形容她，别人一周工作五天就够了，她却随时都在思考、经营和写作，而且往往一提笔就无法罢手。“不过，我也有写不出来的时候。”就像所有的作家一样，邦廷遇到创作瓶颈时，也会思索突围之道。她喜欢像阿基米德一样泡在浴缸里思考，“把恼人的问题全都关在门外，放松心情，好好想想故事该怎么说下去。”

邦廷的作品种类有图画书、儿童故事书和少年小说，涉猎的主题不仅有充满巨人、精灵和鬼魅的童话，还有反映儿童和青少年现实生活的故事。“我的故事百分之九十以上，都是从每天阅读的报章杂志开始萌芽，剩下来的百分之十才是我亲眼见闻或亲身经历的事。”邦廷说。

正因为如此，邦廷的作品经常对家庭和社会，尤其是和小孩儿有关的成长环境充满关切之情，举凡亲子和人际关系，与小孩息息相关的生命难题，还有他们可能会面临的各种社会性议题，全都是邦廷关注的范围。

人的生命中无法避免的死亡议题，在邦廷眼中并不是和小孩儿距离遥远的事。在她的作品中，许多故事都由死亡事件衍生而出，因为她认为每个小孩儿都可能随时会被迫面临难以割舍的生离死别，而大人有责任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。就像《小鲁的池塘》中痛失好友的小女孩儿，便是在父母和师长的协助下，通过各种纪念性的活动走出阴影，对生命再度充满希望。《爷爷的墙》所着墨的则是战争造成的亲人别离的创痛，通过一面纪念越战阵亡将士的墙，小孩儿与大人一起怀念过世的亲人，也从中体验战争对生命所带来的难以弥补的伤害。

亲情关系和从中衍生的各种矛盾冲突与情感挫折，也是邦廷着重关注的主题。她在《记忆的项链》中，通过一条从外曾祖母传下来的以钮扣串连的项链，从钮扣项链被扯断、打散到逐一寻获的过程，帮助被迫面对丧母、父亲再娶的小女孩萝拉，重新认识和了解了原本被自己排斥的新妈妈，化解了她和新妈妈之间的心结，最终她也走出丧母之痛，学会接纳家中的新成员，并且走向自己的新人生。

在邦廷的故事中，大人并没有被塑造成对所有困难和问题都免疫的角色，和每个小孩儿一样，大人也有他们的恐惧、不安和疑惑。《阳光之家》中住进疗养院的外婆面对身体的病痛及与亲人的分离，和小孙子在面对不一样的外婆时有着同样脆弱的心情。邦廷希望让小孩儿明白，大人和他们一样会犯错，会遭受挫折，但是在面对这些难题时，大人必须引导小孩儿，并且亲自示范解决问题，提供做出正确抉择的方法和重要性。就像《最重要的事》中那位不会说英文的爷爷，和小孙子一起在应征的临时工作中，误将花苗当成杂草全部拔除一样，尽管小孙子不愿意在星期天把花苗种回去，但是爷爷毅然以自己的行为，帮助他明白诚实为人的重要。

在邦廷的故事中，我们也经常会看见许多一般图画书中不易见到的社会性议题。她通过《艾莉丝的树》中一株日渐枯萎凋零的橡树，点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。《我想有个家》和《开往远方的列车》关注的是困顿在机场、无家可归的游民，和期待被收养、渴望家庭温暖的孤儿。然而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“社会性议题”在邦廷的故事中往往只是故事背景，她真正关切的则是小孩儿内在共同的渴望与需求，这正是所有小孩儿都能感受和体会的事。

邦廷的故事尽管有着沉重的话题和悲伤的情绪，但她总是在故事最后带出希望，并且让人在阅读后陷入沉思。“我喜欢在故事中隐藏一些让读者思考的信息，以正面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问题，”她认为小孩儿必须学习认识生活中的困境和抉择，因为，“这就是人生。”邦廷说。

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了解他人的痛苦，不论是肉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。

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的同桌叫黄波，我们是很要好的同学。所谓要好，未必就是“死党”，但共同抵御“外侮”、互相抄写作业是经常的。当然也会有摩擦的时候，无外乎就是你借我的小人书没还，我把你的弹弓弄坏了。同学就是同学，我每天早上一到教室，就知道他一定坐在那里；每天放学，我们也不用假模假式地说声“再见”，就知道明天一定会再见的。日子长着呢，时间多着呢，我目光朝前，不去回顾。

四年级开学第一天，来到我身边的不是黄波，而是他的父亲，一位中年汉子，痛苦的脸上布满皱纹。他来收拾黄波的学习用品，那是放暑假时黄波留下的，当时黄波说：“反正下学期还来。”可是，下学期不能来了，黄波去河里游泳时淹死了。淹死了？怎么会呢？我恍惚觉得，他明明站在我的面前，说着口头禅：“我们去玩会儿吧？”我的眼泪流了下来，一直一直流着，黄波父母的眼泪也是一直这样流着。空荡荡的座位上，是空荡荡的心情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心里的痛。

我在读《小鲁的池塘》时，想起了这段自己不常想起的往事，仿佛伤疤被揭开了，在隐隐作痛。好的书籍总能唤醒我们的生活经验，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从前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收到师长、亲友离开的消息越来越频繁，心里的痛也越来越频繁。是的，生命终会归于尘土，我们虽有准备，可当这些消息真的降临于身时，我们还是难以释怀。

在《小鲁的池塘》中，“我”最好的朋友小鲁离开了我们，大家的心里很痛。可是，我们找到了纪念小鲁的方式——在校园里修了一个池塘，然后大家一起来装饰这个池塘。当年，我的同学黄波离开后，没有人提议用具体的物品来纪念他。可是，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物品，纪念就不容易落实，埋在心里的纪念也很容易忘却。小鲁的池塘抚慰着孩子们的心灵，带他们走出失友之痛。

读完《小鲁的池塘》，我突然想到了在“5.12”大地震中幸存的学生。目睹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离开，对他们是多大的心理冲击啊。逝者已逝，有多少人关心幸存者的内心创伤呢，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物品来纪念那些逝去的生命呢？在我们的文化里，一向不鼓励沉浸在悲伤里，鼓励要坚强乐观，当这些鼓励体现在      “小鲁的池塘”这样的具体行动中时，作用是否更大呢？

《小鲁的池塘》这样的书，可以抚慰我们疼痛的心，可以引导孩子怀念逝去的朋友。